老子最先提出了道的范畴，认为道先天地生、可以为天下母，又说：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。
【37】若从孔门四科而论，大致相当于文学与德行之别，文学之儒，皆务经学传承，以师法自居……德行科诸儒则能向内探求，悟自得之趣。20陈启源：《毛诗稽古编》卷二二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85册，第645页。
【43】 朱彝尊对孔门传经弟子的重视，还表现于特别关注孺悲。在推尊传经弟子方面，费密与朱彝尊堪称同道。【32】明斥嘉靖更定祀典之人太过严苛，求全责备。17马骕：《绎史》卷九五《孔门诸子言行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367册，第137页。钱大昕认为此说确不可易。
16永瑢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五八《史部传记类二》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，第528页。他们在孔门的地位由边缘走向中心，这一方向性的变化开启了乾嘉时期以汉学推尊子夏的学术先声。但是，孔子以仁释礼，以爱、敬、哀、乐的真情实感作为礼乐形式的根本，就已经涉及情、性之间的理论问题了。
同样，理学家们的《论语》注释，也是采取这种由用以见体，侧重于由人伦以见天理，将孔子的仁义道德提升为形而上之天道。夫为政者奚事哉？得万物之性。圣人尽管也是要通过接世轨物而参与名教纲常，但是他们都是在精神上无为、无名、无执的自由境界，即是无的境界。值得一说的是，程颐原文中有故曰性其情、故曰情其性的说法，其观点和用语均直接引自王弼的《论语释疑》。
[[35]] 朱熹：《论语集注》卷三，《公治长第五》，《儒藏》精华编，第28页。而情则是用、是末，是圣人必然感物而动的现象。
[[19]] 朱熹：《论语集注》卷一，《为政第二》，《儒藏》精华编，第6页。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，正其心，养其性，故曰性其情。但是，理学家对道家所推崇的那种超然的圣人之境界仍是十分仰慕的。[[32]] 道者，通而不拥也。
(原载《哲学研究》2008年第8期) 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论语 玄学 理学 。可见，以本末、体用来思考性与情的思想，确是正统理学派的观念。其本也真而静，其末发也五性具焉，曰仁义礼智信。（3）均以情、名教作为上达性体、天道的形而下之用。
玄学所以会通儒道，就是希望在维护儒家的名教秩序的同时，又能保持道家式的个体精神的自由。所以，他经常讲到的孔颜乐处，就不仅仅是《论语》中孔子、颜回所体现出的崇高道德境界，而是一种汲收了道家之无的精神境界。
[[5]] 皇侃：《论语义疏》卷九，《阳货第十七》，《儒藏》精华编，第318页。圣人何以能无累于物呢？那就是性其情，即以人的内在本性去掌控因外物而感的情。
[[17]] 转引自朱熹：《论语精义》卷四上，《朱子全书》第7册，第262页。言人君为政，当得万物之性，故云以德也。而理学的性则是仁义礼智信的伦理之性，即所谓若言其本，则性即是理，理无不善，孟子之言性善是也。皇侃疏曰：圣人体道为度，无有用意之知，故先问弟子曰：夫有知乎哉也。他们所弘扬的天理，落实到具体的社会现实、人生道路，就是仁义礼智信的日用伦理。[[35]] 朱熹从天理的概念统一了性与天道，无论是性还是天道，其内涵均是天理，性是人所禀受的天理，天道则是天理自然的本体。
玄学家、理学家作为儒家经典的诠释者，均是以人的情作为哲学思考起点，情是感性个体存在的第一现实，也是社会名教建立的首要前提。若以情近性，故云性其情。
而理学则是以维护名教作为人生最终目的，主张圣人总是在名教秩序中达到最高的人生境界。贤人之言，则引而自高，不如此则道不尊。
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，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，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。同样，理学家在追求所谓的圣人之道时，所向往、所表达的精神境界与玄学家非常一致。
程子曰：为政以德，然后无为。风既见其风，则损益基焉，故因俗立制，以达其礼也。[[7]]理学作为一种新儒学形态，本来就是以复兴儒家伦理、重振儒家名教而崛起于中国思想文化史上。作为中国古代《论语》学的两大学术高峰，玄学、理学所诠释《论语》均将学术思想的目标都锁定在内圣之道的建构上，他们希望通过重新诠释孔子及其《论语》而建构的内圣之道，能够满足士大夫安身立命的精神需求，并成为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。
形既生矣，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。情既炽而益荡，其性凿矣。
[[17]]谢良佐上述的心不与物交、无所乐、天下之至乐等语言及思想更主要来自道家，特别是与《庄子》非常接近。由此可见，无论是玄学还是理学，不管他们所追求的圣人之道最终是如何的玄妙、高深，但是其出发点均不能离开传统宗法社会的伦常道德与名教秩序。
[[24]] 皇侃：《论语义疏》卷四，《泰伯第八》，《儒藏》精华编，第136页。[[29]] 皇侃：《论语义疏》卷三，《公治长第五》，《儒藏》精华编，第80-81页。
理学家还进一步认为圣贤气象是学者们不断致知穷理、涵养心性的结果，主张只有通过下学工夫才能上达到超越的境界之中。[[16]]他在注解《述而》篇有关饭疏食饮水章时说：然则夫子盖无所乐也，无所乐，天下之至乐也。理学的性情完全是在玄学的学术理路上的继续。[[28]]故而程颐的性其情是以人的社会道德之性去控制情。
[[25]]根据玄学崇本息末、得本知末的基本思辨方法和思想原则，圣人应该是不为情累、以性主情。那么，这两种《论语》学的关联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？它们的内在理路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？ 一、一致的本体诠释方法 《论语》在历代士大夫的心目中，均是孔圣人言行的原始记载，他们阅读、诠释《论语》的意义非常明确，就是学习、探讨孔子之道，以其作为自己人生的目标、效法的榜样，同时也是作为全社会所崇拜的对象、精神的依托。
……圣人一动一静，莫非妙道精义之发，亦天而已，岂待言而显哉？[[6]]显然，理学家诠释《论语》，继承了玄学家们由末及本、由用及体、由有至无的本体诠释方法，力图从圣人的一语一默、一动一静、一言一行中去领悟那妙道精义之发，并由此出发而建构天理流行的思想体系。但是玄学、理学的学术理念有着鲜明的差异，故而他们注释的《论语》学有着很大的差别。
故而玄学家认为圣人之道是以无为本的，圣人总是希望追求并且达到无为、无执、无累、无言的精神境界，与之相关，玄学家认为圣人的穷神研几是无执、无为的自然过程，勿须那种人为的下学工夫。玄学、理学在诠释《论语》时，所采取的就是这种由用及体的本体诠释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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